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抗疫尚且不是容易的事，古人如何应对疫情？
其实，老祖宗面对疫情也颇有一套。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
▲殷王武丁贞问妇婡患疾刻辞卜甲，故宫博物院藏。
殷商人占卜：殷王的名婡之妇是否不会有疾病。
几千年来，人们对各种瘟疫的抗击始终没有间断，其中隔离传染源、施救有效药物、保持环境卫生、佩戴口罩等，都是疫情防控直接有效的措施。中国传统医学经典的《黄帝内经》提到，抗御“疫疬”入侵的同时很重要的是“避其毒气”，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认为：“肺朝百脉，司呼吸”，“肺开窍于鼻”，鼻是人体重要门户。“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温热传染病最先侵犯呼吸系统。《黄帝内经》并记录了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提出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治疗后防止复发。
▲明嘉靖二十九年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甘肃省图书馆藏。
《黄帝内经》提出对瘟疫要早发现早治疗，治疗后防止复发。
一、“舍空邸第”，强制隔离
隔离是阻断疫情扩散最有效最基本的手段，这种方法自古有之。我国秦朝就建立了疫情报告制度，根据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疠。来诣。’讯丙，辞曰：‘以三岁时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无它坐。’令医丁诊之。”就是说：乡里如果出现了疑似的传染病病例，典甲（典甲，相当于现在的乡长。）有责任调查和迅速上报，朝廷根据疫情派医生检查治疗，三岁的小孩也不能忽视，并对相关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首次出现“疠所”一词。“疠所”就是隔离区。《睡虎地秦简·毒言》还记载，知情者和家人应主动断绝与“毒言”者接触，不与患者一起饮食，不用同一器皿。
到了汉代隔离治疗更加完善，《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在盛唐时期，官办医疗机构更加发达，朝廷设有养病坊，在各州府也设置有类似机构，负责各地医事管理和疾病诊疗，当大的疫情发生时，也承担临时性收容和隔离救治任务。后来宋朝的将理院、元朝的广惠司、明朝的惠民药局等，都是承担隔离治疗的官办医疗机构。明朝时，各州、府、县普遍设立惠民药局，抵御重大疫病的能力大为增强。
一旦出现疫死者，尸体作为主要传染源，该作何处理呢？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以防止疾疫传染。
▲睡虎地秦简，湖北省博物馆藏。
1975年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竹简记载，若发现有人感染瘟疫，必须主动保持距离并第一时间向官府报告，患者一旦被官方确诊后，会被强制隔离，关进特殊的地方，称之为“疠迁所。
▲敦煌莫高窟北周-290窟窟顶-人字坡西坡-佛传故事：掷象
壁画描述了为了防止爆发瘟疫，太子悉达多把死去的大象举起丢到城外。
二、“浓煮热呷”，药物救治
面对疫情，有效的药物必不可少。东汉末年，张仲景著就《伤寒杂病论》一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中医所说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 个，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
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还有不少，其中有些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现在许多仍然在应用的中医救疫名方，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
▲西汉帛书《五十二病方》，湖南博物馆藏。
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古医方专著。全书达一万字，抄录于高约24厘米、长450厘米的长卷之后。它详细记载了医方283个，药名254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五官科等103种疾病的治疗医方。帛书所记的医方中，均以用药为主，包括外用、内服等法，此外还有灸、砭、熨、熏等多种外治法及若干祝由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汉初期以前的临床医学和方药学发展的水平。
▲西汉金医针，河北博物馆藏。
1968 年河北满城陵山一号汉墓出土，针灸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它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操作法，来治疗疾病，在汉代已形成了完整的灸法治疗系统。
三、“洒扫火燎”，环境净化
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是至关重要的。我国很早就重视环境卫生，在最早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寇扫”（大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要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我国古代传统防疫的方法之一是熏烟蒸洗。熏烟防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凡驱蛊，则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而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入城秦国，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薰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
《伤寒杂病论》中就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治疗方法，熏香便是其中的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之一。使用以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药组方，可达到预防呼吸道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目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宫廷还是百姓生活中，熏香成了各种史料和医药典集中最为常见的驱瘟防疫的方法。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则在晋代，东晋医家葛洪（283-343年）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空气消毒药方。他认为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可以预防疫病。“
《肘后备急方》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用以雄黄、雌黄、朱砂等为主的空气消毒药物制成太乙流金方，虎头杀鬼方等预防传染病的方剂……”。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明代李时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西汉鎏银骑兽人物博山炉，河北博物馆藏。
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二号汉墓发掘出土，在西汉人们喜爱焚香熏烟，来净化环境，养生祛病。
▲西汉绮地“信期绣”香囊，湖南省博物馆藏。
1972年马王堆一号墓出土，为西汉贵妇随身携带的香袋。当时人们用香料以辟邪、避虫叮咬、祛恶、避秽等，这些香料多被装在身边携带的香囊内。
▲清莲头香，故宫博物院藏。
莲头香，清晚期，径21.5厘米，高12.5厘米。清宫盛行用香，香的种类繁多，诸如沉香、降香、白檀香、严露香、四色香、莲头香等，用来祛秽疗疾、颐养身心。
四、“恐气触人”，佩戴口罩
佩戴口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害气体侵害与传染，而且简便易行。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开始用丝巾遮盖口鼻，如《礼疏》载：“掩口，恐气触人。”《孟子·离娄》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用手或袖捂鼻子是很不卫生的，也不方便做其他事情，后来有人就用一块绢布来蒙口鼻。
在中国，3—8 世纪时流行一种叫做羃䍦（milí）的出行帽子，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以避免路人窥视，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晋代，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代从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帷帽是克服了羃䍦的繁冗而流行起来的，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不仅具有透视的功能，还可是遮阳蔽沙，且具有卫生防护效果。
▲唐燕妃墓捧帷帽侍女壁画，昭陵博物馆藏。
1990年，唐太宗的妃子燕氏的墓室被清理出来，墓室壁画中，宫女手中所捧的帷帽垂挂着一圈长丝穗，形成一道薄幕，有一定卫生防护功能。
▲唐彩绘戴帷帽女陶俑，吐鲁番博物馆藏。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彩绘陶俑中有戴帷帽的妇女形象，其中一尊骑马女俑的帷帽用泥制，外表涂黑，以方孔纱作帷，帷裙垂至颈部。帷帽帽体用皮革、毛毡或竹藤编织，外覆黑色纱罗等物，能防风沙。
宋代宋慈《洗冤集录》记载：用麻油涂鼻，或作纸摅子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入。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书中记载的方法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记述他生活在中国十七年的见闻。其中有一条：“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
▲五代胡環番骑图，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胡環番骑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画作描绘了边塞人、马、骆驼行走的的场面，画中妇女头戴的是元代蒙古人特有的姑姑冠，面带口罩类物品。画风粗简圆厚，设色简淡淳朴。
▲元白色马尾环编鸾凤戏莲纹口罩类丝织物，河北省隆化县民族博物馆藏。1999年1月隆化县元代窖藏出土。
明代中国医学思想的进步体现之一就是温病理论的逐步成熟，口鼻传病观念明确化，明代医学家万全《万氏医书》提出用雄黄点入鼻窍，阻隔疫病于口鼻之外。这不是口罩，但意识到了呼吸传染。明末大鼠疫中，吴又可在六淫之外，提出杂气（戾气）致病说，突破了先人成说。吴提出戾气自口鼻进入人体，对鼠疫防范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
▲明绣帕，松滋市博物馆藏。
手帕在古代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和饰品，成为服饰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不仅能擦拭脏物，需要时也能蒙遮口鼻。
▲清口罩类丝织品，新疆龟兹博物馆藏。
1910年-1911年我国东北大鼠疫中，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人际传播是目前传播的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规模开展了隔离防疫，并且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他制作了由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宽6英寸*4英寸的长方形吸水棉而制成的“伍氏口罩”，防疫效果明显。
▲1910-1911鼠疫历史照片，戴口罩的正面与侧面照。照片来自香港大学图书馆。
▲中华民国哈尔滨鼠疫防疫证，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藏。
20世纪30年代，薄纱口罩的变种出现了，橡胶、蜡纸、玻璃纸等都被引进到用材中来，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提供更好的过滤作用。20世纪50年代，整套无菌手术制度确立，口罩的设计越发科学，兼有过滤和偏向的功能，刷手、无菌衣帽、口罩、手套、无菌环境共同组成了无菌手术室。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这些文物见证古人疫情防控的历史，承载着先人防疫治病的丰厚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通过这些文物，我们应以物见史，以物育人，更应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防疫智慧，为人类抗击疫情，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173，175. ［2］ 宋正海，高建国，孙关龙，等.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第1版［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25. ［3］ 吴大真，刘学春.中医谈“瘟疫”的预防［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10（1）：6. ［4］ 葛 洪.肘后备急方，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42. ［5］ 邓铁涛.谈中药发展之路［J］.新中医，2001，33（3）：15. ［6］王文远.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 ［7］王玉德.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J］，江汉论坛，2003年第9期.
【来源：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作者：陈昀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