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社会动荡，民生多艰，但是和平年代的人们，很难真正体会生存在那个时代的苦痛与彷徨。1894年，农历甲午年，这一年，一场失败的海战给了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沉重的一击。
▲王铁牛、晏阳油画作品《甲午之殇》
另外一场甲午之殇爆发在广州——死亡人数可能多达十万人的鼠疫疫情。这次疫情中，百姓满门疫死者常见，《申报》当年的一则报道可见其时惨烈的情况：“某姓，家男妇八口，一日之内死至七人，祗存一女孩，不能出备棺衾，致尸骸纵横，屋内突一偷儿乘机掩入，向女孩索取银钱，女孩令代筹七人身后事，许以事后将室中所有悉数畀之，贼允之，既由市返，则女孩亦已倒毙室中，贼乃放胆搜括所有，不料未及出门，即染疫毙命。”
被疫情威胁的人们首先向医生求助。当时，中医是主要的医疗力量。当时《申报》评论说：“西人于此事极为讲求，凡其所以防之避之拒之未来之前，止之于将来之际者，无法不备，无策不筹，而独于用药医疗之说不甚有所见闻。而华人则专以用药疗治为先务，此则与西人之用心有相反者。”
岭南伤寒“四大金刚”中的三位，黎庇留、谭星缘、易巨荪合议鼠疫治法，再三商度，以升麻鳖甲汤承证加减治疗，“分发患者，活人无算”（易巨荪《集思医案》）。民国时期谭次仲的《中医与科学》中说，此法治鼠疫效果达60-80%，他本人应用此经验亦曾治愈过2例。
李朝栋取法《伤寒温疫条辨》，应用其治温十五方治疗鼠疫，疗效理想：“今岁我粤，瘟疫盛行，余依法治，百不一倾。”谭少珊依法治疫，评价说：“小试其方，应手取效，犹以为偶然也。至三月疫气流行，触目皆是，凡遇此症，随意治之无不立效” （李朝栋《寒温条辨治疫汇编》序跋）。
梁龙章创立“辟秽驱毒饮”用牛黄、人中黄、石菖蒲等开窍药为主，“创始历年以来，所著方论存活数万”（梁龙章《辨证求真》），他在1895的受聘于广州佛明善堂，1898年受聘新宁新会，1901年受聘于广州方便医院，1904年受聘顺德冲鹤，奔走各地救治。“辟秽驱毒饮”一方，得到民国张锡纯、何廉臣等中原名医的推崇。
▲传染病区
梁龙章曾行医的方便医院成立于1899年，因鼠疫疫情严峻，而官方救治体系废驰，广州的民间慈善组织善堂赠医施药，救治病人，方便医院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成立的一所中医医疗机构，也是广州九善堂之首，后来发展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上图为方便医院早期传染病区。
中医的疗效在当时也得到了外国人的认可。粤海关税务司的法来格在1894年的报告中说：“初起之时，一经染及，多不能治，故殒命者甚多，华医群皆束手。迨至将止之际，华医已经探得病源，亦能设法疗治，故痊愈者日见其多。”
早在广州爆发疫情之前，1860年代，鼠疫已在广东北海出现，甲午后广东各地又时有流行，肆虐的时间长达80余年。各地医家勇于应对，涌现了一批治疗鼠疫的验方如高廉验方、茂名验方、石城验方、高州外治验方等等。一些医家又将治疫经验撰写成书，为中华医学宝库留下了一批宝贵的遗产。
▲罗汝兰的《鼠疫汇编》是现存最早鼠疫专著
▲李守中《时疫核标蛇症治法》探讨鼠疫外治法
▲林庆铨《时疫辨》综论晚清流行的多种瘟疫，而以鼠疫为重点
▲黄仲贤《鼠疫非疫六经条辨》以六经辨证论治鼠疫
岭南医家的鼠疫著作还有黎佩兰的《时症良方释疑》、黄炜元《辨疫真机》、梁龙章《辨证求真》、黄应均《悍燥症辨》等。学者赖文、李永宸指出：“或许是时势造英雄，清末岭南受鼠疫之祸甚剧，岭南在鼠疫防治方面做出的贡献也最大”（《岭南瘟疫史》）。而这些成就也得益于岭南人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
面对鼠疫这种“前无所依，后无所仿”的烈性传染病，中医取得确切的疗效，说明了中医在治疗病因未明的疾病方面的优势。1894年时流行着一句话：“省港大鼠疫，中医当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