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由之，首届国医大师，中医眼科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名誉院长，主任医师、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中医、中西医结合眼科界的泰斗，在继承和发扬中医眼科金针拨障术和睫状体平部的手术切口研究方面成就突出，发明了白内障针拨套出术。
1975年，当中国人在新闻纪录片里看到毛泽东时，并不知道此时毛主席因患白内障已经基本看不见东西了。是他，使用金针拨障术，让毛主席左眼重见光明。
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国医大师唐由之，是中国中医眼科泰斗，挖掘弘扬古老的中医眼科“金针拨障术”，发明了“白内障针拨套出术”，创办现代化的中医眼科医院，曾为朝鲜金日成主席、柬埔寨宾努亲王、印尼瓦希德总统治疗眼病，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在北京接受专访时，唐老风度翩翩，一身笔挺的西装，一脸慈祥的微笑。说起那段刻骨铭心的传奇经历，他仍历历在目。
成才之道：首批“中学西” 一个宿舍出了两个国医大师
吕玉波：唐老，一说起眼科，特别是眼科手术，人们往往觉得是西医的事情，跟中医无关。您却能利用现代医学诊疗技术，发展中医眼科，建起了专门的医院。您的秘诀是什么？
唐由之：所有现代诊疗技术，是人类自然科学的成果，应该为各种医学共享。中医要发展，应该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改革创新，才能继续为人类造福。
我1926年出生在杭州，自小跟当画家的大哥学画画，后来到无锡国学专修馆上海分校，专攻古典文学。1942年经大哥友人石瓢僧人引见，拜见上海中医眼科名医陆南山先生，亲眼看到陆先生治疗病人，有拨云见日之功。我下定决心，拜他为师。他思想开放，并不排斥西医，是中医眼科界革新的倡导者，在国内最先使用眼底镜、裂隙灯、显微镜等现代科学仪器进行检查诊断。后来他还把女儿丽珠嫁给我。
在学医的过程中，我想要深入了解各个组织系统怎么得病的，怎么好的，就想到了学习现代医学。1952年，我报考了北京医学院，系统学习了五年的西医知识，是我国第一批“中学西”的中医生。我和陆广莘是大学同宿舍的同学，2009年同时评上了我国首届“国医大师”，大家说，你们一个宿舍出两个大师，实在难得。
▲唐由之伉俪与同窗好友陆广莘，“一个宿舍走出两个国医大师”成为佳话。
学术之道：挖掘改良“金针拨障术” 巧治白内障
欧扬：您突破禁区，挖掘和改进失传上百年的金针拨障术，治疗白内障，就是一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最好例子。
唐由之：金针拨障术虽有上千年历史，但过去是“秘而不传之术”，而且它采取睫状体平部切口，此部位以前被国内外西医列为“手术的禁区”，认为容易造成交感性眼炎、出血和感染。
我研究古代医著，特别是《目经大成》中关于金针拨障术“针锋就金位，去轮与锐眦相半，正中插入，毫发无偏”的记载，通过解剖观察发现，睫状体平部并非像西医专家认为的那样有很多血管，是可以尝试手术的。我在术中增加划破玻璃体前界膜的动作，从根本上解决了术后并发青光眼的可能。1966年卫生部召开“白内障针拨术科研成果鉴定会”，专门聘请了国内西医界的眼科专家，我在他们面前做手术，专家一致通过了鉴定。我用这种改进的金针拨障术为数千例病人做过手术，具有手术程序简便、操作较安全、效果较好等优点。所以后来毛主席等年高体弱的领导人也选择用这种中医手术。
按照古人的方法，金针拨障术将混浊的晶状体拨入到玻璃体腔，白内障就算解决了。不过沉到玻璃体腔的晶状体就像一枚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起葡萄膜炎等并发症。能不能将针拨后的晶状体从眼内取出来呢？我进行了创新改良，用自己发明的器械把混浊的晶状体拨离套住、粉碎、套出。“金针拨障术”变成了“针拨套出术”、“针拨吸出术”。随着现代眼科学的发展，金针拨障术现在已经很少用了。但西医的视网膜、玻璃体等手术，沿用了我这个白内障针拨术的切口部位。
欧扬：现在中医眼科应该怎样发展？
唐由之：中医眼科发展的理念，应该是“中医要领先，西医不滞后”。目前现代医学虽发展很快，但对于一些眼底病，特别是老年性黄斑变性、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等等，现代医学的疗效还不太令人满意，而运用祖国医学一些宝贵的治疗方法、理论，在临床上可以取得良好效果。
例如干性老年黄斑变性，和老年人气血渐亏、目失所养有关。中医讲究“肝开窍于目”，从“调理气血”入手，运用“滋肾明目、补气活血”法进行治疗，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我近年还在继续研究青光眼，设计出新的手术方式睫状体平坦部滤过术，对一些棘手的难治性青光眼病例，在睫状体扁平部作切口，从后房引流房水，降低眼压，提高了部分视力或改善了视野。这个技术还在不断改良。
传奇经历：被叫上飞机去杭州竟是给毛主席看眼病
吕玉波：唐老，您最传奇的经历，就是给毛泽东主席做白内障手术，在主席身边待了10个多月。能否跟我们详细讲讲这段曾经是机密的往事？
唐由之：那是1974年，我48岁，是北京广安门中医院眼科的大夫。春节前的一天，一个40多岁的解放军同志来到我家，确认了我就是唐由之后，说，有一些事你需要出去几天。在此之前，我参与过几次神秘的大型会诊，病人没有出现，病历报告中也没有病人的姓名与职业。我意识到，这次可能是去见那个病人。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跟着他直奔机场。登上飞机，我还不知道去哪儿，看地下，看太阳，是向南。大约一个钟头左右，飞机降落在我的家乡杭州。有人告诉我说，明天你们要见到毛主席了，主席请你们来为他检查一下眼睛。我们医疗组一行5个人，又高兴又紧张。
第二天见到主席，大家都很难受。报纸上都说主席身材高大、嗓门响亮，但我们见到他很憔悴，头发蓬乱，穿了一件带补丁的旧毛巾衣，脚上一双旧拖鞋，身子靠在沙发上。原来，主席当时已经得了白内障一年多，基本看不到东西了。
我们一一报了姓名，第二个报名的是张晓楼，是同仁医院眼科专家。主席很幽默，说，“那你住的房子永远大不了了，你是小楼嘛。”这一来，大家的情绪放松多了。
从主席那里回来后，我们开始认真讨论。大家认为主席的白内障已经到了膨胀期，光用药物肯定没有效，最好是做手术。但在给主席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咳嗽得很厉害。如果做西医手术，一般要缝五针，这时如果咳嗽厉害，缝合处容易裂开，哪怕只裂开一两针，都不得了，眼睛里的其他组织如虹膜、玻璃体都可能受到挤压往外跑，所以手术风险很大。
我预感到，手术的任务很可能落在我身上，因为医疗组里就我一人是中西医结合专家。我常用的金针拨障术，在黑眼球与眼角中间处切口，手术就几分钟，切口不足2毫米，不需要缝针，伤口容易愈合。根据主席的身体状况，很可能更适合这个方法。我之前已经做过数千例白内障针拨术。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柬埔寨前首相宾努亲王的手术。宾努亲王留居我国期间，得了老年性白内障，需要手术治疗，但他患有严重的震颤症，手术时头部不能固定，精神紧张时左右摆动120多次。1973年秋季，我给他做手术，用手夹着他的头，他的头动，我的手也跟着动，终于帮他重见光明。
经过讨论，中央决定由我来给主席做手术，我特别激动，突然就血压升高。这时候还给了我另一个任务，就是要为主席讲解白内障是怎么回事，药物治疗是否有效，为什么必须手术治疗？当时主席是不太愿意接受手术的，我天天去看他，给他讲解病情。
引用唐诗说服毛主席做手术
杨志敏：您是怎么说服毛主席的？
唐由之：我后来引用了白居易写的两句唐诗，“盒中空燃决明丸，金针一拨日大空”，我解释说，就是患了白内障吃中医的药丸也是徒然，用针一拨就豁然开朗。唐诗里就已经有这个说法了。主席终于被说服了，决定先做左眼。
手术室就设在了主席的书房。手术前，主席提出，手术用的全部器械要用国产的，一律不要用进口的。我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把从苏州和上海定制的手术器械全部搬到了这里。
从第一次给主席会诊到开始手术，我准备了240多天。手术前，还需要用10天时间做药物过敏试验。很快第10天到了，但是主席始终没发话。
欧扬：真正做手术的时候，您很紧张吧？
唐由之：1975年7月23日，大家一直等到了晚上11点多。怎么主席还不发话啊，到底今天做不做？大家知道我与主席接触得多，就说，还是请唐大夫进去问问主席吧。
我轻轻走进屋里，看到主席半躺着，像是刚睡醒。我说，“主席，今天是第10天，我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您看做不做啊？”主席侧过头来说，“你们都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他说，“你准备当中有问题吗？”我说，“有点问题。就是准备中间我给您冲洗泪道的时候，看您在沙发上动了一动，我知道我没有麻醉好，您可能有些疼了。”他哈哈笑了，抬起手说“做！”
终于要做手术了，大家非常紧张。有个护士来量我的脉搏，每分钟跳120多次。我想自己首先不能紧张，我一紧张大家就更紧张了。我看到周总理、邓小平已经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了。我搀着主席走到手术室，一边走主席一边问，“你音乐准备了没有？”我说，“主席我没有想到，我没准备。”他叫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你去放《满江红》的弹词吧！”张玉凤用钢丝录音机播放了《满江红》，那是一个上海的女演员演唱的，把岳飞的《满江红》改成弹词，音乐优雅又高亢、激昂。
手术很顺利，大概只有四、五分钟就做完了。我用纱布包扎好后，说，“主席，手术已经完成了。”主席说，“那么快？我还当你没做呢。”这是我唯一一次听着音乐做的手术，虽然耳边响着音乐，但一句《满江红》我都没有听见。
毛主席术后题送“由之”
杨志敏：毛主席还给您题了字？
唐由之：手术结束时，已经是7月24日凌晨。主席进卧室休息，我就守在卧室门外。刚过了一个小时，主席突然醒了，叫张玉凤拿一支笔、一张纸过来。
他眼睛蒙着纱布，提笔写了一首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他告诉我，这是鲁迅悼念杨杏佛的一首诗，杨杏佛是进步人士，被国民党暗杀了。我的名字叫由之，他联想到这个。我说，“主席，送给我吧。”主席说，“好，我给你签一个字。”
签完字，他还叫张玉凤到书架上拿来鲁迅的原作给我看，书放在哪个书架上，是第几章，他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心里暗暗说，主席的记忆这么好。
欧扬：据说您还敢“顶撞”毛主席？
唐由之：手术后第三天，我给主席打开纱布换药，点好药后问，“您看见了吗？”我伸出手指让他看，他说看见了，这时我要给他把眼睛再包起来。他不同意：“我已经好了。”
我说，“没有好，主席，你的切口还没有长好呢，还要包起来。”他说，“我都好了，看得清清楚楚，眼睛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我说，“不行啊，等切口愈合后才可以和外界的空气接触，否则眼睛容易感染。”主席不同意包，我一定要包，最后主席做了一个他特有的动作，请我们走开。
别人都走掉了，我还站在他面前不走。主席问，“你怎么不走啊？”我说我不能走，今天我是医生，您是病人，您得听我的。争执了好长时间，最后采取折中的办法，让他戴上一副特制的眼镜。这是我请人用塑料做的一副眼镜，有一个套子，中间有一块玻璃，罩在他的左眼上，这样左眼既能看得见，手又碰不着，东西也不会掉进去。
可是主席很快就投入工作，会见来宾。我担心出现意外，坐在书房门口足足等了四个多小时。张玉凤出来了，说主席的左眼不舒服。我跑进去一检查，幸好眼罩还在，没那么快感染。冲洗好了，再给他包扎。主席沉默了很久说，“你胜利了！”我吓了一跳，赶紧说，“主席您也胜利了！”他终于同意再包扎三天。
读宋词毛主席忽然大哭
杨志敏：您在主席身边待了那么多天，对他的生活起居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
唐由之：主席的饮食很简单，并不像外面传言的那样每天吃红烧肉。伙食每天都差不多，一小碟武昌鱼，只有尾巴，清蒸；一小碗青菜，一碟子三片白切肉。一碗酱油、放一点香油，还有一点辣椒酱。
印象最深的是术后有一天，我在主席书房里陪他看书，忽然他大哭起来。当时可把我吓坏了，手足无措，急得我也想哭。因为他刚动完手术，一哭眼睛要坏的。主席哭了大约一刻钟，稍微平静下来。叫我过去，看他手里的书，我看到那是一首南宋词人悲叹南北分离不能统一的词。第二天，主席把这首词的复印件送给了我。我对主席说，要保存起来做纪念，主席答应了，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手术后，我在主席身边又待了3个月。离开中南海时大家跟主席合个影。主席高兴地说，请我第二年来给他做另一只眼睛。随后，我被派到朝鲜为金日成主席治疗眼睛。没想到了第二年，还没来得及给主席做手术，主席就去世了。这成了我一生中永远的遗憾。
当年要严格保密，这段经历，我之前没对外人提起过。直到1978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了毛主席送给我的那些诗词原稿后，外界才开始了解。
▲唐由之与来京问道的广东后学吕玉波（右一）、杨志敏（左一）、弟子欧扬（左二）。
传承之道：扩大中医影响力 给印尼总统治眼疾
吕玉波：唐老，很感谢您为我们广东带徒。对于中医传承，您有什么愿望？
唐由之：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提出发展中医药眼科的四大宏愿：建一所现代化的中医眼科医院和眼科研究所；组织成立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组织成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创办一流的刊物《中国中医眼科杂志》。现在都一一实现了，但还要继续努力，提高水平，特别是发扬中医特色优势。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是几经努力建立起来的。1999年12月，印尼总统瓦希德到中国访问，来找我看眼病。眼科医院还没有建好，条件较差，我建议他到中国西医条件最优越的几家医院看看。结果他考察了这些医院后说：“眼科医院虽然条件不好，但我是来找医生的，我不是来找好条件的。”我给他做了眼科检查，他又邀请我到印尼为他医治眼病。治疗一个多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件事扩大了中医药在东南亚的影响，也让领导对中医眼科重视起来了，加速了眼科医院的发展。
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我们要善于思考，有敢于创新的精神，不可迷信权威，拘泥于定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希望青年中医勇于创新，超越我们。
养生之道：一颗平常心 望远可护眼
接受采访时已87岁的唐由之，看上去只有60多岁。他认为这得益于一颗平常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还特别感谢妻子陆丽珠的精心照顾。陆丽珠是他的恩师、江南眼科名医陆南山的女儿，是著名血液病专家陆道培院士的大妹，本身也是广安门医院的药学专家。二老相濡以沫50多年，形影不离，是工作和生活的好伴侣。
养生先养心。他说，“经历过旧社会的动荡和生活的窘迫，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满足的人。虽然曾给许多领导看过病，但时刻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医生。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会心平气和地去应对。”
睡眠务必规律。他把睡眠当做精力的“加油站”，每天保证7个小时以上的睡眠。有时半夜有病人就诊，之后抽空把觉补上。上了年纪后，每天会午休半小时或1小时。
坚持适当运动。他以前给患者做手术，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当作锻炼身体的好机会。他常做扩胸运动，转动颈部保健。
饮食搭配合理。他不挑食，也不贪食，荤素均可，但搭配合理。晚年开始控制饮食，吃素食偏多。他对三餐的要求是：早餐吃饱，午餐吃好，晚餐吃少。
勤学习多动脑。他认为大脑需要不时转动，停运时间过长就容易“死机”。他至今坚持每周出门诊两次。他的护眼诀窍是读书看报最长45分钟，之后目视远方，缓解眼睛疲劳，而不是一味闭目休息。■
